2020年下半年引發關注的美劇《后翼棄兵》（The Queen’s Gambit）改編Walter Tevis1983年的長篇小說，講述了身為孤兒的國際象棋棋手貝絲·哈蒙（Elizabeth Harmon）如何發掘自身才能，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領域中一步步取勝的故事。
這是一部“大女主”的好劇，讓我們不禁思考“獨立”一詞究竟意味著什麼。
《后翼棄兵》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女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嬉皮文化以及蘇聯鼎盛時期的美蘇關係。
身為一位生長在五六十年代的女性，Beth親眼目睹了當時美國社會女性的生活狀態，並選擇了一條通往獨立、發揮自己潛能的道路。
她一路過關斬將，無往不利，卻在蘇聯棋手博戈夫面前屢遭失敗，面對這些挫折，Beth一度沉溺於濫用鎮定劑和酒精來逃避現實，這也和當時流行的嬉皮生活方式不無關聯。
在國際局勢上，冷戰的歷史背景也貫穿劇集始終，尤其是在全劇的高潮部分，Beth深入蘇聯大本營莫斯科獲取了勝利。
在這場比賽當中，美國的基督教會希望她能夠給無神論者帶去痛擊，美國政府更想把她塑造為國家英雄，讓她為國家代言，Beth最終擺脫了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的束縛，在棋盤上尋求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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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運動和嬉皮文化，背景下的獨立道路
Beth從小就生活在有很多女孩的環境中，如果說童年時期在孤兒院裡，她還沒有感受到主流社會對女性的要求，那麼在被領養和進入中學之後，她領略到了身為一個普通女性意味著什麼。
剛入中學，Beth就因為衣著不夠光鮮時髦而與班上的女孩們格格不入。
直到她因為國際象棋比賽獲勝，成為本地名人，學校主流女性社團才接納了她，邀請她參加聚會。
也正是在參與這次女生聚會時，她才發現，同齡人聚在一起的一大主題就是討論男人。
看著這些女孩齊聲唱著電視中歌頌愛情的流行歌曲，Beth從酒櫃偷了一瓶酒獨自回家了。
如果我們按照貝克德爾測驗（Bechdel test），即劇情是否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 1.至少有兩個女性角色
- 2.她們互相交談過
- 3.談話內容和男性無關
來觀察她們，來判斷其人格是否得到了充分發展，那麼話題總是圍繞男人展開的女學生們是不可能通過測驗的。
這或許不是因為編劇著力描寫性別刻板印象，而是因為那個年代的女性在現實中的確經受著方方面面的束縛。
不僅是學校裡的女生，就連Beth的繼母也是這樣，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卻只能在家中打掃衛生、看電視或彈鋼琴，等待一個男人回家。
在二戰期間，大量美國女性走上了國內空缺的工作崗位，但戰後大批復原軍人需要工作，這樣一來，保守勢力就要求女性回歸家庭。
正在職業女性和傳統保守勢力膠著之時，麥卡錫主義上台了，右翼勢力藉此機會對職業女性進行解僱，認為她們破壞了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秩序。
這樣的社會背景醞釀出了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
女性和男性之間的關係
在所謂的大女主劇集裡，女性和男性之間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很多大女主劇展現的是女主角如何走上傳奇人生，男性的出現既滿足女主角的情感需求，又成為女主角成功的墊腳石，但這些大女主卻是“偽女權”——
一方面，她們的成長往往不是由於自身的抱負，而是在外界環境的促進下產生的；另一方面，她們的成長大都得到了男性的庇佑。
這些大女主總是要依靠一個幫助她們成功的男人。
在《后翼棄兵》裡，Beth也有過幾個給予她很大幫助的男性，從一開始的校工薩貝先生，到肯塔基州冠軍貝爾蒂克和與她共獲全美公開賽聯合冠軍的本尼·瓦茨，都曾幫助Beth進行過訓練，使她棋藝精進。
不過，比起男性，Beth更依賴的恐怕是藥物和酒精。
嬉皮文化的關聯
在巴黎國際錦標賽慘敗之後，她先是拒絕回到紐約本尼的家中，隨後貝爾蒂克來找她，她也沒有開門，而是投入了藥品和酒精的狂歡當中，以此逃避失敗，逃避現實。
故事中的這一設定與60年代的嬉皮文化有著絲絲關聯。
在60年代的背景當中，嬉皮文化與民權、女權一起發出了反正統的聲音——民權和女權運動被看作是建設性的，嬉皮文化則與破壞和逃避相連。
不少嬉皮士來自白人富裕家庭，卻拋棄原有的生活方式，感受並讚美貧窮。
雖然劇中沒有明言，但Beth的母親身上似乎就有著嬉皮士生活的影子——她本來家境優渥，是康奈爾的數學博士，母女兩人最終卻住在破破爛爛的房車裡。
50年代，Beth在孤兒院養成了鎮定劑依賴，每次服用都能看到一副棋盤出現在天花板上，這種情節又和嬉皮士生活的關鍵詞“成癮”密不可分。
美國LSD的流行
其歷史背景是，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在1938年合成了一種名叫“麥角酸二乙酰胺”（LSD）的物質，到50年代，CIA認為蘇聯和中國有了神經性生物武器，因此他們用LSD進行試驗，結果卻促成了美國致幻劑的流行。
Beth對藥物和酒精的依賴導致她不僅第二次輸給博戈夫，而且在這次失敗之後，她一蹶不振了很長時間。
Beth將自己鎖在家中獨自度過低迷期，但迷惘當中自我麻痺和自我放逐的生活態度，與她所處時代的許多嬉皮士有許多共通之處。
幻覺，並不是小小年紀的Beth一個人在追求的——約翰·列儂、披頭士都依賴藥物，創作出了有迷幻色彩的音樂。
在Beth沉迷於藥物和酒精時，孤兒院的朋友喬琳來到了她生活當中，敲開了她的房門，也進入了她的生活。
不是男性，不是宗教團體，甚至也不是國家出錢資助Beth去往蘇聯，最終讓她圓夢的正是這位黑人女孩。
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
這一情節不僅體現出了人生的關鍵階段姐妹情誼的重要性，有心人也可以從中引申出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許多關聯。
在喬琳講述她存錢報考法學院，並成為了自己所在事務所第一名黑人女性時，雖然她還沒有能力完全擺脫社會環境加在黑人女性身上的束縛，觀眾卻能看到她未來的無限可能。
沒有人可以不依靠別人就成為自己，但不論是薩貝先生、肯塔基州冠軍貝爾蒂克、本尼·瓦茨等男性，還是繼母、喬琳等女性，甚至是酒精、鎮定劑，都不是Beth最後獲得成功的原因。
在人生的低谷，回首年幼時與薩貝度過的時光，感受到好友的關注和鼓勵之後，Beth下定決心，重整旗鼓。
在蘇聯，她多次受到酒精的考驗，但都選擇了拒絕。
到劇集的尾聲，朋友們通過越洋電話給她出招，但因為對手的棋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Beth最終只有憑藉自己清醒的頭腦獲取勝利。
美蘇冷戰夾縫中尋求自由
如果說，女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嬉皮文化的主題在《后翼棄兵》中都只是隱約浮現，那麼本劇最為著重強調的歷史背景，無疑就是美蘇冷戰了。
冷戰和60年代美國國內的諸多運動並不是割裂的。
在冷戰思維佔據主導位置的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政治氣氛壓抑，任何不同的想法都會存在通共嫌疑。
萬馬齊喑之下，嬉皮士才會發起文化反叛這種非政治、非對抗性的鬥爭。
冷戰階段，美國認為自己是“自由世界領袖”，宣揚美式民主和自由，致力於捍衛人權，與蘇聯進行制度競爭。
但美國國內的歧視與其宣稱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在這個背景下，美國人發起民權運動，也是要求美國實踐自己的價值觀。
在泛政治的環境中，身處其中的棋手也會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脅迫。
冷戰的脅迫
《后翼棄兵》的原型鮑比·菲舍爾（Bobby Fischer）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世界冠軍挑戰賽中對陣蘇聯棋手鮑里斯·斯帕斯基時，就是由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親自出面邀請的，希望他能夠在蘇聯人壟斷的運動裡擊敗敵人。
那場比賽因為像徵兩個超級大國對抗而被稱為“世紀對決”。
菲舍爾也因為打破了連續25年世界冠軍均由蘇聯壟斷的狀況，收到了總統的祝賀。
冷戰不僅將棋手推了政治明星的位置，藝術家也無法倖免。
冷戰夾縫中的鋼琴家范·克萊本（Van Cliburn）
1958年，23歲名不見經傳的鋼琴家范·克萊本（Van Cliburn）參加蘇聯舉辦的首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並因為這場國際比賽而在幾十年間被一再津津樂道、冠以殊榮。
對於這場比賽，有兩種說法。
美國一方常見的說法是，六個月前，蘇聯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在太空競賽中擊敗了美國，莫斯科還想在軟實力上擴大優勢，比賽是蘇聯爲了展示鋼琴人才而設下的，甚至已經內定了獲獎人選，偏偏名不見經傳的克萊本以無懈可擊的鋼琴演繹，攪亂了蘇聯的計劃。
而另一方面，據參賽者、獲得亞軍的劉詩昆回憶，
“與其說是個音樂比賽，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外交的活動。”
當時，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美國居於落後地位，赫魯曉夫想要“和西方搞好關係”，提出要變軍備競賽和冷戰為和平的友誼的文化競賽，於是親自倡議並坐鎮指揮了這場比賽。
比賽后，克萊本來到蘇聯各地進行巡演，人們贈送他各種各樣的禮物，讓他塞滿了十七個行李箱。
范·克萊本自己也意識到，在政治面前，藝術淪為了一種工具。
回到美國，他坐在迎接自己的敞篷車，面對十萬人的夾道歡迎，心裡就想：“這一切是多麼美妙啊！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古典音樂，我不過是一個工具。 ”
美國人把克萊本的獲勝看成是美國對蘇聯藝術上的勝利，這次獲獎也給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人造地球衛星以來情緒低落的美國人帶來了心理安慰。
在蘇聯，人們認為讓克萊本獲獎，證明了蘇聯“與西方在文化上睦鄰友好”的願望。
為克萊本頒獎的肖斯塔科維奇則表示，克萊本得獎並不是美國的勝利，如果不是蘇聯的提醒，他們差點就埋沒了這麼優秀的鋼琴天才。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這些身處政治旋渦中的藝術家，他們本人對蘇聯有什麼樣的看法，可能會發現那些感情常常與政治無關。
范·克萊本5歲時翻到畫冊中洋蔥頭形狀的聖瓦西里大教堂，就對莫斯科心嚮往之，其中，眾多俄羅斯學派大師演出的莫斯科音樂學院大音樂廳，更是他心目中的聖殿。
享受下棋的樂趣
對於《后翼棄兵》的主角Beth來說，她學習俄語，想要去莫斯科，並不是因為仇恨，恰恰是因為對國際象棋的熱愛，對身處其中的大師們的憧憬。
劇中，美國國務院派來保護Beth安全的工作人員疑神疑鬼，擔心蘇聯的陰謀詭計，與之相比，來自蘇聯的棋手們在認輸時也心服口服，顯得頗具風度。
異國的棋迷更是沒有因為Beth來自美國而減少對她的關注和喜愛。
贏得比賽后，Beth拒絕了發表反蘇言論的要求，她來到戶外。
在這個場景當中，Beth第一次走出了童年的地下室、肯塔基的舊宅、紐約的簡陋公寓、陳舊的教學樓、華麗的酒店等封閉的場景，到戶外下棋。
她開始享受下棋的樂趣，這一次的對弈和性別無關，和藥物酒精無關，與國家榮譽意識形態無關，甚至與勝負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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